TED世界大会：互联的结果
2009年TED世界大会的一个重要主题就是在针对“互联网的社会潜力（或社会毁灭）”所产生的积极和消极两种声音之间的一场活跃的辩论。和我对TED会议的期待相比，这一前景多少显得更加阴沉。正如有些参与者怀疑的那样，这也许是源自长岛和牛津的文化差异。毫无疑问，在大会上有一股明显的欧洲特有的启蒙式怀疑主义，和TED通常所代表的加利福尼亚式的乐观主义之间形成了友好的平衡力量（关于此可以阅读伦敦泰晤士报上有趣的英式评论）。
互联网研究者Evgeny Morozov就是这种“社会-技术-怀疑主义”者中最坦率的辩论代表之一。他认为互联网阻碍了民主化，并且强烈谴责了社交网络的倡导者只是幼稚的相信媒介即是行动；他还嘲笑了一种所谓“懒汉行动主义”（每次点击Facebook Causes就是在拯救世界）的现象。Morozov还创造了几个好记的词组，比如“iPod自由主义”和“Spinternet”(spin+internet，描述政府逐渐削弱互联网的民主潜力)来揭示网上行动主义的一面性，以及事实上对于互联网上全球的、集体性声音的社会力量的不切实际的设想。Morozov辛辣的讽刺（“政府曾经依赖折磨人来获得知识，现在他们只需要去他们的Facebook页面就行了”）在那些政治2.0的鼓吹者当中引起了兴奋和欢迎，然而，他并没有为他的“异端学说”提供多少证据。他可能低估了数字原省代的聪明和机敏，特别是当他质疑Twitter在伊朗抗议行动中的地位时。的确，每种新技术都伴随浮士德式的矛盾和犹豫而来。但即使Twitter抗议者（直到现在）还没有导向任何实质性的变化，我也认为，通过在伊朗选举中那成百上千条的Twitter，在世界范围内对伊朗人民抗议的起因的关注（和同情）已经显著提高了。这个专门的Twitter社区是一次政治运动吗？可能不是。但是它产生了政治化的社会力量，并且能够发动起政治变革。难道Morozov真的认为奥巴马是因为电视广告和市政厅会议赢得选举的吗？
人类学家Stefana Broadbent为这一讨论增加了一些细节：她引用了一个她做过的研究，并且提出了一些有趣的数据来证明她所谓的“民主化亲密性”。她观察到，大部分社交网络使用者只是和核心圈内的1-5个人交流并且培养强关系，而不是将弱关系加入到他们的社会网络中。换句话说，人们并没有扩大他们的朋友圈，而只是强化他们最重要的关系。人们也在工作中这样做：根据Pew最近的一项研究，在美国有超过50%的办公室员工将电子邮件和信息服务用于私人交流。Broadbent的结论是我们正在见证“个人空间的重新占有”：“通过他们的沟通渠道，人们正在打破那些制度强加在他们身上的区隔。”
Jonathan Zittrain用一个普通的对网络状态的分析开始了他的演讲，但是这个分析是一个真正令人震惊和恐惧的分析。他谈到了互联网上永不停止的动力——通过对滑稽的网站“长相酷似希特勒的猫”的截屏，诸如沙发漫游的社会现象，以及其他互联网大事记构成的。显然，互联网比理论家所能描绘的更宽广。实际上，正如Zittrian所尖锐指出的那样，互联网并没有一个商业模式——是的，这是一个动词而非名词。最后，他以一个简单的方式结束了他的演讲：“让我们出发吧。”
谈到动词和名词（还有出发），Mozilla基金会的Aza Raskin想将语言带回到用户体验中来，从而将一个功能性任务管理范式带入到他称为“以你为中心的计算机”当中来——让用户来负责，让计算机人性化。但是，正向牛津这周经历了阳光之后的风雨一样，理想主义立即和一个忧郁的小插曲形成了对比：一部名为“真人接口”的小电影拍摄了一个男孩被囚禁在一个小盒子（模拟显示器）里，通过完成持续完成日常交流和任务（信息的进入和输出）来获得营养（火腿）。这部电影是一个关于《OK Computer》里幸福感的悲伤而孤独的故事，以及一个对被Alain de Botton称为21世纪最精髓问题的21世纪式的回答：
“你在做什么？”——互相交流。
来源：Tim Leberecht，July 25, 2009，http://news.cnet.com/8301-13641_3-10295719-44.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