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世界的非营利组织竭力用社会化媒体在志愿者和捐助者圈中获得巨大影响。“懒汉行动主义”(Slacktivism)的兴起——做好事但是从不做太多——要求组织重新考虑他们培养核心志愿者和捐助者的方式。
这里有一些重要的社会化媒体战略，将那些点击一次的“懒汉行动主义者”变为完全的参与进来的行动主义者。这里有来自非营利界建议中最好的五项建议。
1.停止把他们看作懒汉行动主义者
懒汉行动主义者这个术语有它自己的局限。当社会化媒体能够发动起日益增多前所未有规模的行动时，事先将未使用过社会化媒体的许多平常的支持者标记为“懒汉行动主义者”，这只会将他们推出行善的大门。事实上，在线公益行动的新时代会让非营利组织兴奋。
“这刺激到我，我们已经捏造了这个词，作为一种贬义的方式，描述我们眼中在2010年向公益话题迈出的第一步。”Katya Andresen说，她是Network for Good首席运营官。“我们不要哭哭啼啼地说人们想做容易的事，这样让他们感觉已经某种程度上促成了改变。如果某些人最初的奉献不太重要也很好——这是一个极好的机会，比以前更容易更方便传播信息，为社会性的善行制造新的创意并且付诸行动。”
世界现在需要的是更多个人公民参与，而非更少，简单地行动如在请愿书上签名，或者分享/推特这些都是在正确的方向上的做法。”Care2的CEO和创始人Randy Paynter说，“正如Edmund Burke曾说过的，‘比起他因只能做一点而不去做是最大的错误。’因为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苛刻地对待一小步是不对的。这只会剥夺普通人的权利。”
2.让人们更深入地参与
社会化媒体提供了一个新的迈出参与活动第一步的阶梯。接近参与者并且鼓励他们加入更深入的活动的方法是，要求接受他们当前程度的行动主义，并且承诺技能熟练地参与更多。 阅读全文…
不
同年龄段人群的社会变革催化剂都是拥抱社会媒体并把它应用到支持的公益事业中，而千禧世代（Millennial Generation,译者注：即80后和90后）则开始将社会媒体变成一个代表自我的行动主义模式(the mode of activism)。社会媒体使得我们这一代不需要通过罢工、联合抵抗和上街游行就能表明自己的观点和立场，同时也使这些传统活动组织起来更为方便。与此同时，也有人表示担忧，认为这将促使行动主义产生一块虚拟领域，在那儿人们可以像在汽车保险杆上随意贴粘纸那样任意发表不负责任的言论。
当我对贾斯丁·狄龙（Justin Dillon）进行“社会公民观察”系列专题的专访时，被他对于行动主义1.0的看法所震惊。他认为行动主义1.0是一种人们想要参加场面盛大的活动、音乐会、比赛或游行的愿望，但他们却不想卷入一件持续进行的事情中，不想投身于任何非营利事件去切实地解决问题（比如非法运输、种族灭绝、疟疾、中东地区的和平问题等）。
但是这并不是说大张旗鼓的网上行动就不能产生有重大的意义和影响。“我们不要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这个通过facebook策划的抗议“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恐怖组织的大型示威游行活动一下子吸引了全世界的眼球，人们开始得知这几年来哥伦比亚人民正遭受着多么不公平的待遇。来自全球100多个城市的500多万人民聚集到了一起，这项网络活动的意义是多么重大而感人！一次性的大事件可以使用这种方式组织，但大型的音乐会和联合抵制活动却根本无法用这种方式做到。
坦白说，有时这些活动的意义更多是在于——让我们感到自己是这个伟大运动的一部分，是一群遭受苦难的殉道者。一项题为“什么在激励人们给予”的调查显示，当为苦难事件或苦难活动筹款时，人们更乐于捐赠。就像众所周之的“殉道者效应”一样，它论证了事实上我们喜欢磨难，因为这会让我们的捐赠显得似乎更有价值。但是我们不能在十年内不断地卷入一系列罢工和抗议活动中，并且错误地认为这才是让世界变得更美好的最佳途径。 阅读全文…
骂人压根儿就不是什么好事儿——大多数人在幼儿园时就深得教诲。对于行为种种或者讲演篇篇，你可以放开批评，但若给予别人骂名，则如同揪头发般伤人。遗憾的是，此举在非营利领域的活动中比比皆是——近来则更有甚者——其中众多行为发生于新近的“懒汉行动主义”运动。
不难看出此词的出处(slacker + activism = slacktivism)，而且很显然的是它通常并没有褒义。大致说来，“懒汉行动主义”是指以很少的付出来行善。这是一种极为浅层次的行动主义，你可以在享受沙发舒适的同时完成善举，无论是动动鼠标还是发发短信。早期的懒汉行动主义的形式之一是佩戴橡胶腕环，这玩意红极一时、遍地流行，因为这根本极少费钱费神。如果你还带着五年前流行的“Livestrong”腕环，我甚至会为你加分，即使仅仅惯性致此，你仍然为自己的懒汉行为赢得了更多信用。
多数人质疑懒汉行动主义的焦点在于，低投入常常意味着低影响力。我最近看见了一个预告“MASSIVEGOOD”运动来临的新闻发布会。组织者坚持将其名称全部使用大写字母——实为可恶且毫无根据。当你在类似Travelocity的网站买机票、订旅馆或者租车时，旅游公司常常请求你为某个致力于全球健康的事业捐款2美元。称一个自动请求捐款程序为“运动”似乎过了——从根本上说，这只不过是市场营销的手段罢了。 阅读全文…
2009年TED世界大会的一个重要主题就是在针对“互联网的社会潜力（或社会毁灭）”所产生的积极和消极两种声音之间的一场活跃的辩论。和我对TED会议的期待相比，这一前景多少显得更加阴沉。正如有些参与者怀疑的那样，这也许是源自长岛和牛津的文化差异。毫无疑问，在大会上有一股明显的欧洲特有的启蒙式怀疑主义，和TED通常所代表的加利福尼亚式的乐观主义之间形成了友好的平衡力量（关于此可以阅读伦敦泰晤士报上有趣的英式评论）。
互联网研究者Evgeny Morozov就是这种“社会-技术-怀疑主义”者中最坦率的辩论代表之一。他认为互联网阻碍了民主化，并且强烈谴责了社交网络的倡导者只是幼稚的相信媒介即是行动；他还嘲笑了一种所谓“懒汉行动主义”（每次点击Facebook Causes就是在拯救世界）的现象。Morozov还创造了几个好记的词组，比如“iPod自由主义”和“Spinternet”(spin+internet，描述政府逐渐削弱互联网的民主潜力)来揭示网上行动主义的一面性，以及事实上对于互联网上全球的、集体性声音的社会力量的不切实际的设想。Morozov辛辣的讽刺（“政府曾经依赖折磨人来获得知识，现在他们只需要去他们的Facebook页面就行了”）在那些政治2.0的鼓吹者当中引起了兴奋和欢迎，然而，他并没有为他的“异端学说”提供多少证据。他可能低估了数字原省代的聪明和机敏，特别是当他质疑Twitter在伊朗抗议行动中的地位时。的确，每种新技术都伴随浮士德式的矛盾和犹豫而来。但即使Twitter抗议者（直到现在）还没有导向任何实质性的变化，我也认为，通过在伊朗选举中那成百上千条的Twitter，在世界范围内对伊朗人民抗议的起因的关注（和同情）已经显著提高了。这个专门的Twitter社区是一次政治运动吗？可能不是。但是它产生了政治化的社会力量，并且能够发动起政治变革。难道Morozov真的认为奥巴马是因为电视广告和市政厅会议赢得选举的吗？
人类学家Stefana Broadbent为这一讨论增加了一些细节：她引用了一个她做过的研究，并且提出了一些有趣的数据来证明她所谓的“民主化亲密性”。她观察到，大部分社交网络使用者只是和核心圈内的1-5个人交流并且培养强关系，而不是将弱关系加入到他们的社会网络中。换句话说，人们并没有扩大他们的朋友圈，而只是强化他们最重要的关系。人们也在工作中这样做：根据Pew最近的一项研究，在美国有超过50%的办公室员工将电子邮件和信息服务用于私人交流。Broadbent的结论是我们正在见证“个人空间的重新占有”：“通过他们的沟通渠道，人们正在打破那些制度强加在他们身上的区隔。”
Jonathan Zittrain用一个普通的对网络状态的分析开始了他的演讲，但是这个分析是一个真正令人震惊和恐惧的分析。他谈到了互联网上永不停止的动力——通过对滑稽的网站“长相酷似希特勒的猫”的截屏，诸如沙发漫游的社会现象，以及其他互联网大事记构成的。显然，互联网比理论家所能描绘的更宽广。实际上，正如Zittrian所尖锐指出的那样，互联网并没有一个商业模式——是的，这是一个动词而非名词。最后，他以一个简单的方式结束了他的演讲：“让我们出发吧。”
谈到动词和名词（还有出发），Mozilla基金会的Aza Raskin想将语言带回到用户体验中来，从而将一个功能性任务管理范式带入到他称为“以你为中心的计算机”当中来——让用户来负责，让计算机人性化。但是，正向牛津这周经历了阳光之后的风雨一样，理想主义立即和一个忧郁的小插曲形成了对比：一部名为“真人接口”的小电影拍摄了一个男孩被囚禁在一个小盒子（模拟显示器）里，通过完成持续完成日常交流和任务（信息的进入和输出）来获得营养（火腿）。这部电影是一个关于《OK Computer》里幸福感的悲伤而孤独的故事，以及一个对被Alain de Botton称为21世纪最精髓问题的21世纪式的回答：
“你在做什么？”——互相交流。
来源：Tim Leberecht，July 25, 2009，http://news.cnet.com/8301-13641_3-10295719-44.html
上周发生了一个标志性的事件，人们最喜欢的极客——比尔﹒盖兹，进入了社会媒体领域。这个微软商业巨头开通了一个网站和一个Twitter账号来谈论他对慈善事业的努力。虽然专家们认为盖兹还没有过多地涉入讨论，但是他的进入展示了一个更大的趋势——平民慈善家的增多。
现在，人们可以在社会媒体网站上发表、支持和与他们熟悉的人讨论他们对慈善捐赠工作所作出的努力。平民慈善家们不想跟第三组织合作，促使了像Citizen Effect公司CEO Dan Morrison这样的业界领导者说：“富裕国家的普通民众都不再想把做善事外包给大型组织。”对于利用社会媒体的捐赠者来说，看到直接的影响和建立关系已经成为重点考虑的事情。
我们日新月异的通讯技术给予了个体民众力量，并且在非营利性领域导致了一个破坏性的结果。以下是五个关于平民慈善家产生直接影响的例子：
1.平民慈善家提供新的捐赠
通过使用新的社会捐赠方式的实现，比如红十字会那个深入人心的海地短信捐赠项目，非营利性机构创造了一种新的筹款方法。那些经营自己个人社会关系网的社会慈善家们成为了理想的筹款者。他们可以用私人的、诚心诚意的请求来发动朋友们筹款，而这恰恰是慈善团体无法复制的。
“社会媒体已经把话语权交给了个人慈善家，慈善事业工作流程的的公开透明会产生许多好处，并且会帮助你去重新定义那个你自己十分在意的事业到底意味着什么。”Case Foundation的“社会创新”项目副主席Kari Dunn Saratovsky说，“线上筹款比赛的逐渐流行时是个人慈善家重要性逐渐增加增长的一个有力证明。”
与此同时，当一个人每次登陆facebook账号时都会发现新的筹款需求，他会产生一种社会慈善疲劳。“当他们的支持者们每次去鼓动另一个E-MAIL用户投票、捐款、转推时，他们都会感到疲惫不堪——所以我们必须寻找到一种方式来让这些方法看上并不像一个负担。”Saratovsky补充说道。
2．社会媒体捐赠还没有取代传统的筹款方式
社会媒体捐款的总额表明了它已成为慈善事业一项有价值的新收入来源。然而，社会媒体捐款只占了非营利行业筹款活动收入中的一小部分，而传统筹款方式（比如游说资金雄厚的大慈善家和基金会），依然是非营利行业筹款活动收入的主要来源。 阅读全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