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下一个灾难做准备
在2010年1月12号那天，我个人没有经历发生在海地的那次大地震，但是通过那次大地震我彻底改变了。在无法解释的悲剧之中，我个人对于社交网络的定义改变了在2010年1月12号那天，我个人没有经历发生在海地的那次大地震，但是通过那次大地震我彻底改变了。在无法解释的悲剧之中，我个人对于社交网络的定义改变了。我总是传道像facebook和twitter这样的工具的潜力，去创立有意义的社区和合作，现在我才意识到它们带给我们的真正机会。
社会工具+人=被救助的生命
每天美国红十字会在社交网络上被提到多于1000次。我们有一个健全的社会媒体呈现你所期待的各种社交网络：facebook, twitter, youtube, flickr, 还有我们的博客。我们擅于倾听，回应，参加，创建社区，还有提供价值。我们设立了总部并提供与信息有关的任务，我们欣赏所有参与进来的人。但是那是我没有对我在2010年1月12号所看的，类似于那样的信息做好准备。
危机数据=人们
在从海地发往求救中心的信息中，我们看见被我们叫做紧急情况社会数据的出现，或是危机数据。在数百万的海地的求救信息中，几百个人在线寻求帮助并告诉我们在太子港处于困难之中的人们的具体需求。
在twitter上，出现了这样的情景：
“我的表妹正在从加勒比海超市的废墟之下给我发送信息。请派一些人来救她出来。”
在facebook上我们在我们的墙上看到了这样的海报：
“ 在Jacmel山上有100个居民还没有获得救助。请给他们带一些水。”
我们打开了我们自己的影响范围，邀请社区并期待在这些空间里得到的帮助可以成为真实生活中的行动。实际上，我们指导的一项调查报告显示；很多人希望，在通过在突发事件机构的facebook主页上发布消息，不到一小时之内他们就可以得到帮助。
不幸的是，这不是多米诺骨牌，对于灾难的回应不可能像它那样工作。但是，假使我们号召起公众的情况意识，例如让他们知道知道还有一些较年长的人在山上，那又会怎样？如果我们能及时对像911这样的求救信号做出及时回应，会发生什么？如果我们停止只对公众有限责任抱有的幻想，而是开始鼓励他们成为真正可以提高效率，做出影响的有价值的资源，又将会怎样？
美国红十字会现在正在研究怎样才能最好地给予公众在灾难回应中的增加任务。我们围绕这个问题做了一些研究并出版了一个白皮书，在白皮书里，我们用实时的社会投入对那些久负盛名的紧急事件的回应的知识和一些案例作了详细的介绍。然后，在2010年8月12号的地震的整整七个月后，我们召开了一次突发情况社会数据峰会，参加会议的有150多位来自政府的代表，有来自非营利组织的，科技发面的，还有市民。这次会议的目的在于：
1. 提高公众对于横亘在公共期望和紧急情况管理人员的能力的鸿沟的意识；
2. 承认我们应该采取措施去缩小这些差距，并开始规划我们可以一起做的任务项。除了8月12号的与会人员，另外有1200的贡献者通过ustream和Twitter在线参加了会议。
这次会议首次把分散的部门都聚集在了一起—–从Crisis Commons和Ushahidi到联邦应急管理局的行政官员 Craig Fugate 和白宫的新媒体执行官Macon Phillips, 讨论了我们在利用灾难回应整合社会数据是所面临的所有机会和挑战。
在峰会期间，联邦应急管理局的行政长官 Craig Fugate说，“随着社会媒体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变得越来越重要，在突发事件发生时人们也开始向社会媒体寻求帮助。我们需要利用这些工具，充分发挥我们的才能，去吸引并告诉公众，因为不管联邦，州还是当地政府做多少，只有公众的力量被引入这个团队中，我们才会成功。”
峰会的参与者觉察到如果我们可以克服查证，复制，语言，隐私和文化所带来的挑战，我们将会和公众分享我们珍贵的信息。我们讨论了关于编辑一个在线请求密码的挑战和机会。正如Robert Scoble指出的，“这更多的关系到人们的问题，而不是科技的问题。”
Macon Phillips,总统的特别助理兼白宫新媒体的执行官，他曾是抗击灾难“卡特里娜”飓风的志愿者。在巴吞鲁日的避难所工作时，他看见孩子们在寻找他们的父母，父母在寻找他们的孩子，但是找到的人很少。多重的组织和系统在协调和分享信息方面，有很大的麻烦。 “通过这件事，使我更加相信网络的多变的能力，以及它可以被怎样用于处理危机的情况。”Phillips说。 他也评论了社会媒体的授权的本质，以及它让个体改变现实的做法。“一个人可以拍张照片；一个人可以发送一条状态……这些都可以立即改变我们对一种状况的所有理解。”
人们总想去帮助别人。现在他们终于有了工具来实现他们的目标。在卡特里娜飓风过后的五年里，社会媒体的作用被大大开发，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海底地震之后它在处理危机事件中的的潜力。Patrick Meier是一位在Ushahidi的危机绘图主管，危机绘图是这样的一个平台：它将从各种各样渠道（如：sms,e-mail,web）得来的数据进行整合处理，然后再把这些数据分配到一个可视的地图或者时间表里。在地震过后它被用于反映一些可执行的信息，它利用了来自全世界数以千计的志愿者的力量。
Melissa Eliott曾作为一名志愿者，在海地震后的救援工作中贡献出了很大的力量。她将自己定位成一名普普通通的人。Eliott着重强调了市民们在紧急事件中所贡献的力量。通过利用新媒体，震后Eliott和其他的志愿者为人们寻求到了食物，水以及起决定作用的医学方面的关注。Eliott说，“每个人都可以通过恰当使用可利用的工具而其重要作用。”
一些专题讨论小组人员发现了社会数据背后的科技和它们怎样在危机事件中使用。Andrew Noyes, Facebook负责公共政策的经理，介绍了Facebook在海地和智利的地震参与情况，以及在墨西哥湾的石油泄漏事件之后的参与，他解释了这个平台是怎样教育公众以及让别人知道他们是怎样帮助别人的。
社会化媒体以及它背后的科技正以指数式的增长速度迅速发展，这令人很激动。但同时，联邦应急管理局的的行政长官Craig Fugate也提醒大家社会媒体的最终目标。
Fugate说，“不要只局限于高科技，社会化工具以及那些小发明，去关注我们正在努力实现的目标的成果。社会化媒体可以授权于公众，让他们成为其中的参与者，而不是成为被照顾的受害者。”
有一件事是很明确的:公众使用社会化媒体的程度在危机事件处理中正在增长。其中之一代表这种挑战的表现就是第一个反应者的能力还有政府监管这些信息以及及时采取行动的能力。
在2010年6月DomPrep40的一份调查中显示，一个关于灾难的咨询委员会回应了参与者和一些意见领导者的问题，十分之九的调查对象说他们不监管社会化媒体的应用，他们负责回应一些重大的事件。而且，90%的调查对象也感觉到了除了一些行动是基于社会化媒体的应用外，也有来自于公众的力量。
来自于地方，州，还有联邦政府的代表们引用了他们自己利用社会化媒体的经历，在“Snowmanggedon”期间，来自地方的微博发送，张贴了关于海地地震的灾情，这些行动引来了海军陆战队的帮助–他们疏散了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们。
Mreni Fitzgerald, 美国弗吉尼亚州，费尔法克斯县的一名公共事务执行官，他和大家讨论了这种新媒体带来的其中一个挑战，她说道他们县的911求救系统一天运转24个小时，每周7天都工作，没有一个人时时刻刻都在监管这些社会化媒体。
来自社会化媒体，灾难回应，非盈利组织得代表还有政府领导一起享用了工作午餐，他们集体讨论了在社会化网络上更好地整合信息并作出反应的方法。参与者们讨论了社会化媒体工具是怎样在灾难发生之前以及发生之后用于发布准备好的信息的。“我们可以预防紧急突发事件转变成为灾难，”洛杉矶消防部门的Brain Humphrey说。
在灾难中第一个作出回应的往往不是那些经过训练的反映人员或者专家。通常情况下，他们只是普通的旁观者。社会化媒体的巨大潜力就是把这些旁观者转变成为生命的拯救者。现在还有很多要回答响应代理的问题，但是我们要一起继续发展并分享最好的实践案例。
资源：
突发事件社会化数据峰会的有限公众事务网络图书馆
• http://www.c-spanvideo.org/program/2950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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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crisisdata.wikispace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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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ssive Shemtov 是位于密歇根，姆菲尔德的一个名叫The Friendship Circle 的合作创始者和执行者。 The Friendship Circle 现在是一个服务于80个不同地方人们需求的国际性非营利组织的分支机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