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营利组织使用手机筹款的7种方法


我那个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同事Ankit Sharma最近寄给我他的论文,题为《众包成功的关键因素模型》(pdf)。这是篇值得一读的论文。Ankit感兴趣的地方在于如何“通过建立一个关键性成功因素模型”更好的理解众包的动态和创新规则。他特别注重移动领域众包,并在这一领域有很大成就。
Ankit首先回顾了4个众包项目,来展示他众包成功关键因素模型:txtEagle, Ushahidi,Peer Water Exchange, and mCollect。然后,他注意到外包和众包的关键区别,后者的成功在于众人参与的规模。这意味着,需要根据动机去招募最有效的合作者“人群动机需要与众包活动的长期目标一致”, 需要根据动机去招募最有效的合作者。因此,Ankit将参与定义为成功众包的关键因素。
确保参与需要让参与者的动机和众包活动的长期目标相一致。“此外,为促进用户参与必须使用和接受众包技术”,Ankit引用Heek和Nicholson(2004), Carmel(2003)和Farrel(2006)来建立以下模型。

上面的5个外围因素“影响了人群的动机一致性”,这是决定众包行动成功的主要决定因素。据推测,其直接影响到用户的参与。众包行动的成功被认为能带来更多的参与。因此动机一致性和众包成功在模型中是双向直接的关系。
1. 愿景和策略:群众的愿景和策略和人群愿景的连续性保证了人群愿意参与其中。
2. 人力资本:人群拥有的技术和能力是成功众包的决定因素。人群越有技术和能力,人群做出的有意义的积极贡献越多。 阅读全文…
Google.org 2.0
2009年2月,在战略复核之后的几个月,Brilliant宣布他将离开,为Google.org的新领导和转变方向创造空间。正如他在Google.org的博客上所说,“当我们在过去3年支持那些杰出的非营利组织的时候,当我们运用Google强大的信息技术优势来处理问题的时候,我们会迎来最大的影响力。”他以Google流感趋势为例,Google通过迅速整合人们在互联网上搜索流感症候信息的数据,承诺缩短确认流感爆发及确认爆发热点的时间。
Megan Smith,一个资深Google人,培训工程师,管理新业务开发部的副总,在不放弃她其他责任的同时,挑起了Google.org的重担。她赢得了Google副总裁Urs Hölzle的支持,并直接向他报告Google.org事务。Smith带来了不同的方式和技巧开展工作。一个同事说她的风格倾向于行多于言。虽然被Google内外熟知,但是相对于她那颇具魅力的前任来说,她较为低调,很少被外界曝光。
Brilliant在他短暂的Google首席慈善事业布道者的角色之后,又去为Skoll基金会开创震撼全球的项目。Brilliant拒绝了采访邀请,Google高层也没有对她的离开做出评论。
Google.org新的进军指令:将更多的精力和资源用于开发产品,减少对捐助资金的投入。“这是一个混合体,”Smith说,“我们将寻找具有全球规模,具有慈善性质,并能充分发挥我们专长的项目。我们现在至少拥有1万工程师。
“如果我们给不能充分利用他们才能的项目捐款,那么他们就无法参与。”她补充道。虽然一些老员工在Google.org未改组之前就离开了,但是2009年的确开始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大部分最初的领导层和许多中层员工已经离职。Sonal Shah在2009年初离开Google.org全球发展小组之后,领导了白宫社会创新和公民参与项目。Linda Segre,Google.org的首席运营官,离开之后成为Diamond Food的公关和传媒部门的副主管。Miller于2009年8月离开,成为Presidio研究生院MBA项目的执行主席。 阅读全文…
缓慢上升的陡曲线
和Google.org一些早期的努力一样,RechargeIT也没有抓住公司相应的关注。公司的一些战略投资,例如eSolar项目(1000万美元的太阳能研究计划)和Makani能源项目(1500万美元用于研究和开发高纬度风力能源项目)试图在替代性能源方面锐意创新,最终为Google.org带来利润。这些是“数据驱动的,以成果为基础的投资”Miller说,都反映出母公司在指标上的坚持。但是创造性思维都是外包的,未能预留足够空间让Google员工直接参与。
在Googleplex之外,渴望得到Google.org资金的组织,越来越因为该计划进展缓慢和目标转移而感到失望。一个不愿透露姓名的非营利组织负责人说,“我们飞跃重洋而来,以为梦想就快成真,但是没想到的是”,她说,“就好像我们参加一个研讨会,我们投入的时间并分享我们的知识产权,却什么都没有得到。”
就连Counts,之前很乐于与Brin和Page接触的,也发现他很难与Google.org团队首脑取得联络。“我们从来没有得到小额贷款的例子,”他说,“也许Gramean基金会可能最终发现我们和Google的交汇点”,他提到,2009年乌干达的一项命名为AppLab的200万美元的资助和技术支持的手机项目。他还补充道,“小额信贷对这个项目是一个补充。”
Google.org的雇员也觉得很尴尬。一位Google.org的前雇员描述道“不敢说‘对’,因为害怕对一个错误的事情表示支持。”另一个回忆道:“如果一个想法不够‘Google范’便不会获得通过。”
还有人记得,Google.org拒绝了一些颇有前景的提案因为他们不具有有效的发展野心。“我听到的说法是‘游戏改变策略’,”Laurence Simon说,Brandeis大学教授,具有深厚国际发展经验的2007年度Google学者。当处理诸如全球贫困等议题时,他补充道,“我不相信我们有改变游戏规则的策略。”社会转型需要耐性,他继续说。在互联网搜索领域创造了辉煌基础的“游戏改变”策略,对Google.org来说,既是灵感之源,也是负担。
直到2008年1月,经过多番集思广益、重新评估和二度估算之后,Google.org宣布了5项核心举措。有些人很明显,的确是游戏改变者,例如促进比煤炭更便宜的可再生能源的产生(最早被称为为RE<C)。其他人则呼吁传统的发展项目,例如促进发展中国家的信息接入。当Briliant宣布这些举措时,他说他们将为未来5至10年的捐款和战略投资提出规划。 阅读全文…
【译者按:科技巨擘Google公司早在2004年上市后不久,就开始筹谋他们的慈善事业大计。他们把目标投向健康、全球发展和环保这三大方向,并投入了巨大的资金、人力和技术支持。作为慈善界的新生力量,与他们顺风顺水的搜索事业不同的是,他们的慈善之路并非坦途。传统的慈善模式与Google固有的企业文化格格不入。在经历了人员改组、目标调整等重大举措之后,Google.org将自己定位于“科技驱动型慈善”,重新出发。
作为新兴的科技富豪,Google创始人的慈善之路带给我们的启示是,当慈善与科技接轨,并非如人们设想的那样“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改造世界,需要的是时间和耐心,而科技企业的文化核心则是速度和效率。科技企业如何才能让两者和谐相容,并驾齐驱。Google.org用了6年的时间和巨大的代价才摸索出一点具有“Google范”的科技型慈善模式,“科技”最终战胜“慈善”,成为这一慈善模式的核心标的。Google慈善的前车之鉴,不仅让我们看到科技富豪的大胆创举,也为后来者提供了宝贵的经验。科技并不能自发且绝对的带给人们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关键在于掌握科技的人们如何善用科技。“Google范”的科技慈善模式,或许就是善用科技的人们的智慧结晶吧。这一模式是否适用于中国本土,则需要更多的智慧和实践才能验证。】
Google的慈善事业,Google.org于2004年上线,近10亿的种子基金彰显着Google强大的慈善雄心。但是由工程师创造的Google文化,向推动Google.org运作的发展专家们提出了挑战。6年后,Google慈善事业的领导层已经换血,他们的野心也有所收敛。
在海地7级大地震的尘埃落定之前,一些确切的信息需要搜索,哪些建筑依然竖立,该去哪里寻找被困灾民,如何能够在如此混乱的状态下为流离失所的人们找到亲人?
在人道主义机构把人员和物资运往海地灾区的同时,Google工程师正在火速进行马拉松式的编程行动。几天之内,Google发布了新的在线小工具,协助实地工作。嵌入包括美国国务院官网在内的高点击率的网页,“Google寻人”允许任何人提交资料或者在在线资料库中寻找失踪者。其他的Google工具也为寻人工作提供辅助。Google地图制作工具帮助在海地首都-太子港的救援者在损毁街区进行导航。Google公司为海地创建了一个新的Google危机反应网页,以引导公众为海地进行慈善捐助,公司自己也捐出了100万美元。 阅读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