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一份新的报告，在协助被地震重创的海地时，救援者史无前例地运用了创新技术。互动地图和短信服务指引搜救队找到那些急需支援的人。这个加勒比海国家好像成了新沟通工具在现实世界中的实验室。
一份名为“媒体、信息系统和社区：海地的经验”的报告认为，尽管这些创新工具对海地的影响是多层次的，但它们都展现了在未来危机中这些创新工具的潜力。
“海地的经验充分说明，数字媒体和信息技术通过实时现场协作，能够极大地改进救援的效果。” Knight基金会的总裁助理兼战略评估总监Mayur Patel说，“将这些工具整合到救援工作中，能够帮助我们在未来危机中营救更多的生命。”
在所有的创新中：
救援者众包信息来源——并及时行动：被困者和紧急医疗的报告通过救援者发送的短信被收集起来，并在一份他们使用的在线地图上做出标记。例如，美国海军在收到饮用水短缺的报告后，将水和清洁用品送到了一个营地中。
通过短信向海地人传递关键信息：手机公司，救援小组和媒体创造并使用“4636”这个编码，给成千上万的人传送了重要的公共卫生情况的信息。
志愿者创建了开源地图作为引导：通过使用手持GPS设备，志愿者创造了实时地图来帮助人道组织和公众在受灾地区进行导航。
这份报告谨慎地反对把海地的经验叫做一次“新媒体的胜利故事”——尽管有人第一次支吾地表达过这一观点。 例如，缺少协作和对如何使用这种工具的知识，仍使得一些营救努力无功而返。此外，这份报告还发现，和全球之前的危机类似，广播仍然是为本地居民提供信息服务的最有效工具。
Internew人道主义项目的副总裁Mark Frohardt说：“我们已经知道，和危机受灾人群沟通的最有效途径之一就是广播。在海地，我们发现创新技术本身不仅对信息传递有影响，更极大地放大了广播的覆盖范围和效果。”
该报告对技术组织、媒体发展、人道主义组织、政府机构和捐赠者和提出了一系列关于改进未来营救工作中协作的建议。
下载报告和推荐： www.kflinks.com/haitireport.
来源： Anne Nelson and Ivan Sigal with Dean Zambrano，2011-01-10，http://www.knightfoundation.org/research_publications/detail.dot?id=377092
在过去几年中，社会性网络见证了诸如Twestival、12 for 12k、Tweetsgiving和CrisisCamps等大型慈善活动。这些活动实践了长尾理论，发动不同城市和大陆上数以千计的参与者，实现了令人惊奇的结果。仅Twestival就募集到超过120万美元的善款。
这些大型慈善活动所做的就是，将活动建构在社会性网络的“云”中。通过这种方式，它们证明了草根公益事业的独特原则。下面是基于对Amanda Rose（Twestival）、Susan Murphy（12 for 12k）、Stacey Monk（Tweetsgiving）和Andy Carvin（CrisisCamp）的采访而提出的非营利活动的五个要点。
1、赋权给人们能够催化社会性网络
四位活动组织者都感到，他们的独特性来自于他们如何赋权给人们。让人们能够接受公益事业，并通过一种公共的，有意义的途径来为公益做贡献，人们就会感到自己是一件大事中的一部分。结果就是，一种传染性的兴奋之情在参与者的社会性网络中传播。
“我试着在Twestival中做的就是，严格对待我们的品牌和基本规则，但是让每个城市在其活动中发挥创造性。”Twestival的创始人Amanda Rose说，“Twitter提供了一个平台，使得组织者可以提出他的需求，经过无数人的传播，一条写着‘我可以帮助做这个’的推特消息可能在几分钟之后就出现了。而这一过程通常需要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的时间来安排。让本地的志愿者团队看到他们的社区团结在一起，从而把活动做成功，是令人非常激动的事情。”
“我们的目标非常适宜：找到1200人，在12个月中，每人每月捐献10美元。”来自12 for 12k创意团队的Susan Murphy说，“因为我们已经深度融入了社会媒体，找到1200个充满热情的人并非一项令人望而生畏的任务。一旦我们拥有一个充满热情的社区，传播信息就变得更加简单。”
2、实践长尾理论
将个体志愿者和公民慈善家转变成一次大众运动，需要在多样化的社会性网络中掌握关键的社区管理技巧。每位大型活动组织者都有他们独特的方式，但是他们普遍运用社会性网络来动员社区。 阅读全文…
对Facebook和Twitter上非营利活动的标杆研究感兴趣，却又不知从何开始？来看看M+R Strategic Services的第一份“非营利社会媒体的标杆研究”，包含了对Easter Seals、Oxfam、Human Rights Campaign、League of Conservation Voters等组织的样本研究报告。
Facebook关键发现：
- 非营利组织的Facebook页面的信息每周更新6次左右；
- 在每一个非营利组织的Facebook跟随者中，有2.5%的人每周都进行某种活动，如在留言墙上留言或者评论；
- 造就高的追随者人气是很重要的，因为新鲜事可以将活动带给更多的潜在的新追随者；
- Facebook追随者以每月3.75%的速度增长。但更重要的是，有2%的Facebook追随者或退出了该组织的页面，或屏蔽了该页面发送的每月新鲜事；
- 总体上，追随者的退订率（指在特定时期内，用户退出某一项订阅的比率）是每年24%，这个结果高于eNonprofit Benchmarks Study每年19%的邮件退订率。
Facebook建议：
- M+R建议非营利组织找到他们的Facebook追随者的“最佳位置”，既不要有太多消息，也不要太少；
- 观测你的非营利组织现在的数据和参与程度，并专注于在将来改进这些结果；
- 专注于提供给你的追随者有趣且有用的信息。
可参考Frogloop的“改善你的非营利页面的五条建议”。
Twitter关键发现：
- 非营利组织每天发布4-5条推特信息；
- Twitter追随者每月增长9%，大大高于Facebook追随者3.75%的月平均增长率，以及非营利组织的email订阅者的1.4%；
- 非营利组织在Twitter上的活跃度越高，追随者的转发就越多，从而帮助了他们Twitter追随者的增长。
Twitter建议：
M+R并没有提供Twitter建议。以下是Frogloop提供的在Twitter上建立你的组织的重要建议：
质量高于数量
不要专注于得到数以百万计的追随者，他们可能关注，也可能不关注你的事情；但是专注于那些对你们组织正在做的事情很感兴趣的人。2009年11月，Frogloop报告了一个简单的点进率测试，Beth Kanter向她的12万名追随者，Geoff Livingston向他的7500名追随者发送了相同的一条推特信息和一个链接。结果呢？Beth的链接生成0.2%的点进率，而Geoff的是0.7%！为什么？“通常来说，有更多的随意添加的追随者，你就失去了专注性和影响力。”Geoff如是说。
和我说话而非向我说话
使用Twitter和你的支持者和潜在成员来联系。不要每天只是用Twitter发布链接文章和资料。Twitter应该被当作一种双向的交流。主动询问你的追随者的意见，问问他们关于组织正在进行的活动有什么看法。对他们的推特信息做出回应。反击那些发表不良信息的反对者。增强你的社会性吧！
还可以看看Frogloop的“转发的艺术”。
来源：Allyson Kapin, January 31, 2010, http://www.frogloop.com/care2blog/2010/1/31/nonprofit-social-media-benchmarks-study.html
2009年TED世界大会的一个重要主题就是在针对“互联网的社会潜力（或社会毁灭）”所产生的积极和消极两种声音之间的一场活跃的辩论。和我对TED会议的期待相比，这一前景多少显得更加阴沉。正如有些参与者怀疑的那样，这也许是源自长岛和牛津的文化差异。毫无疑问，在大会上有一股明显的欧洲特有的启蒙式怀疑主义，和TED通常所代表的加利福尼亚式的乐观主义之间形成了友好的平衡力量（关于此可以阅读伦敦泰晤士报上有趣的英式评论）。
互联网研究者Evgeny Morozov就是这种“社会-技术-怀疑主义”者中最坦率的辩论代表之一。他认为互联网阻碍了民主化，并且强烈谴责了社交网络的倡导者只是幼稚的相信媒介即是行动；他还嘲笑了一种所谓“懒汉行动主义”（每次点击Facebook Causes就是在拯救世界）的现象。Morozov还创造了几个好记的词组，比如“iPod自由主义”和“Spinternet”(spin+internet，描述政府逐渐削弱互联网的民主潜力)来揭示网上行动主义的一面性，以及事实上对于互联网上全球的、集体性声音的社会力量的不切实际的设想。Morozov辛辣的讽刺（“政府曾经依赖折磨人来获得知识，现在他们只需要去他们的Facebook页面就行了”）在那些政治2.0的鼓吹者当中引起了兴奋和欢迎，然而，他并没有为他的“异端学说”提供多少证据。他可能低估了数字原省代的聪明和机敏，特别是当他质疑Twitter在伊朗抗议行动中的地位时。的确，每种新技术都伴随浮士德式的矛盾和犹豫而来。但即使Twitter抗议者（直到现在）还没有导向任何实质性的变化，我也认为，通过在伊朗选举中那成百上千条的Twitter，在世界范围内对伊朗人民抗议的起因的关注（和同情）已经显著提高了。这个专门的Twitter社区是一次政治运动吗？可能不是。但是它产生了政治化的社会力量，并且能够发动起政治变革。难道Morozov真的认为奥巴马是因为电视广告和市政厅会议赢得选举的吗？
人类学家Stefana Broadbent为这一讨论增加了一些细节：她引用了一个她做过的研究，并且提出了一些有趣的数据来证明她所谓的“民主化亲密性”。她观察到，大部分社交网络使用者只是和核心圈内的1-5个人交流并且培养强关系，而不是将弱关系加入到他们的社会网络中。换句话说，人们并没有扩大他们的朋友圈，而只是强化他们最重要的关系。人们也在工作中这样做：根据Pew最近的一项研究，在美国有超过50%的办公室员工将电子邮件和信息服务用于私人交流。Broadbent的结论是我们正在见证“个人空间的重新占有”：“通过他们的沟通渠道，人们正在打破那些制度强加在他们身上的区隔。”
Jonathan Zittrain用一个普通的对网络状态的分析开始了他的演讲，但是这个分析是一个真正令人震惊和恐惧的分析。他谈到了互联网上永不停止的动力——通过对滑稽的网站“长相酷似希特勒的猫”的截屏，诸如沙发漫游的社会现象，以及其他互联网大事记构成的。显然，互联网比理论家所能描绘的更宽广。实际上，正如Zittrian所尖锐指出的那样，互联网并没有一个商业模式——是的，这是一个动词而非名词。最后，他以一个简单的方式结束了他的演讲：“让我们出发吧。”
谈到动词和名词（还有出发），Mozilla基金会的Aza Raskin想将语言带回到用户体验中来，从而将一个功能性任务管理范式带入到他称为“以你为中心的计算机”当中来——让用户来负责，让计算机人性化。但是，正向牛津这周经历了阳光之后的风雨一样，理想主义立即和一个忧郁的小插曲形成了对比：一部名为“真人接口”的小电影拍摄了一个男孩被囚禁在一个小盒子（模拟显示器）里，通过完成持续完成日常交流和任务（信息的进入和输出）来获得营养（火腿）。这部电影是一个关于《OK Computer》里幸福感的悲伤而孤独的故事，以及一个对被Alain de Botton称为21世纪最精髓问题的21世纪式的回答：
“你在做什么？”——互相交流。
来源：Tim Leberecht，July 25, 2009，http://news.cnet.com/8301-13641_3-10295719-44.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