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什么比日历翻过一页更能把人们的注意力引向新事物了。但2010年1月1日和2009年12月31日有什么本质区别吗？也许新的一年或十年不过是日历开的玩笑，人类对更好明天的永恒期望，以及市场营销的需要。也可能是我有点刻薄了，因为今天已经是1月12日，而我才刚挤出时间来写之前承诺的关于去年预言的回顾总结。事实上，这不仅关于去年，而是关于过去十年。
我曾在2009年底说过，我1999年写过一篇文章叫《未来的基金会》（Foundations for the Future，南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2006年，我有机会重新回顾此文，并被要求在文章发表10周年之际再这么干一次。由于日程原因，我无法以个人身份加入南加利福尼亚大学论坛并讨论1999年至今发生了什么——所以我想今天我会这么干的。这意味着我必须回顾一些事件，比如《未来的基金会》一文和我的书、以及1350多篇博客文章。因此，这是一张关于过去十年的记分卡。
让我们回到1999年，我当时的想法对之后的十年有影响吗？在《未来的基金会》第4-5页关于发展趋势的章节，我说过以下趋势将产生影响：
1. 基于信息和技术的管理慈善事业的新方式；
2. 金融服务业作为理财供应商参与（慈善事业）；
3. 大众、非营利组织和变革推动者获取信息的新途径；
4. 民主（特别是老龄化人口、女性的角色、有色人种社区的增长和政治影响力）；
5. 全球捐赠；
6. 充分利用他人的专业技能；
7. 商业模式和创业文化；
8. 公共行业的捐赠行为和慈善预期的变化；
我当时做了什么？
让我们从#2 富达慈善基金会（Fidelity Charitable Gift Fund）说起吧，该基金会已成为过去十年来美国第三大非营利募款机构。金融服务公司对慈善事业产生影响。
#3 今天的信息/技术全景和1999年完全不同。我们有了Twitter，iPhone。还记得报纸吗？
#4 关于捐赠的最新研究凸显了女性扮演的角色。婴儿潮一代现在正被描述为“目的泡沫”（Purpose bubble）的制造者。“为了消灭结构性种族歧视，我们要做的工作还有很多。美国有了一位非裔美籍总统。民主产生了影响。
#5 国际捐赠在过去十年来有上升势头。
#6 见下文中的巴菲特和盖茨。
#7 我认为可以公正地说美国人这十年来着迷于创业（社会性及其他）。我对趋势的最新预测的指示符？Malcolm Gladwell 曾在《纽约客》上发表文章揭示其弊端，请关注2010年1月18日发行的《纽约客》。
#8 公共基金 – 美国在这十年之初拥有预算盈余。但今天没有了。面向民主项目的公共基金也随之转换方向。奥巴马政府对民主项目和社会项目的资金支持方式，是在布什政府的作为基础上走了弯路。卫生保健改革（如果通过的话）将再度改变这一趋势。 阅读全文…
上周，《环球邮报》刊登了一篇关于“懒汉行动主义”历史的文章（《环球邮报》有部分似乎是从我几周前采访来自CBC的Spark的相同话题中发展出来的。）“懒汉行动主义”描述了让人感觉良好但没有任何政治及社会影响的网上行动。它给那些参加“懒汉行动主义者”运动的人一种有深远影响的假象，让人感觉世界上除了参加Facebook团体外不需任何东西。想起你签字并发送给你所有联系人列表的网上申请了吗？这很可能就是懒汉行动主义行为…
“懒汉行动主义”是懒惰一代行动主义的理想类型：如果在虚拟空间能够光明正大地参加运动，为什么要冒着被逮捕，警察暴力或者拷问的危险去静坐呢？鉴于媒体囿于数字化这一情况——从博客到社会网络再到推特——只要是着眼于崇高事业，你鼠标每点击一下几乎就可以保证立即得到媒体的关注。媒体的关注并不总是转化为活动的成效，这一点是次要的。
“懒汉行动主义”的追随者通常指出一个众所周知的故事来证明他们做法的正确性：组织积极分子活动中的交易费用大幅下降只是向更多参与者以及重大问题开辟了领域，但是这些活动实际的质量和效益并没有下降。这很容易忽视大多数对“懒汉行动主义”根本的非生产性的批判：毕竟，有成千上万的人——其中大部分以前根本没参加过任何积极分子运动——突然开始参加这样的通过Facebook以及Twitter点击下鼠标就可以的“纳米运动”可能会极其有益，如果仅仅是特定的运动，那么将会实真的受益于增加的公众注意力。
也许，是时候挑战这一说法并提出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了：通过对新媒体更大的依赖所获取的宣传收益相比传统的活动实体可能承担的组织损耗值得吗？由于普通大众开始打破传统（已被证实的）运动形式（示威，静坐，与警察对峙，战略性诉讼，等等），接受更多的“懒汉行动主义者”形式，哪一个可能会更安全且有效在很大程度上扔没有被证实？
我们不要试图寻找到纯粹的投机问题的答案，比如1000个“懒汉行动主义者”的公开工作效用是否等价于一个传统的活动家悄悄地不为人所知的工作。这里真正的问题是：是不是“懒汉行动主义者”这一选择的有效性仅仅可能是推动那些以前也许亲自用示威，发传单以及罢工等方式面对政权的人接受Facebook这样的选择和加入极大的网上议题团体？如果是这样，那么数字解放大肆吹捧的工具只会驱使我们更加远离民主化以及建立全球公民社会的目标。
当然，理想的情况是一个人参与到数字运动中并不减少——反而提高——他参与到现实生活运动中的热情。然而，很可能活跃运动者中很大一部分将只在道德上满意于“懒汉行动主义者”这一选择，宁愿不要太接近那些可能会被当局会找麻烦的危险活动。所以我们在探讨大多数数字行动主义运动的成功时必须更加小心，因为它们也可能对制定的政治和社会变革的更有效的形式起到意想不到的负面作用？（当然，一类运动对另外一类的相对有效性也是一个非常有争议的问题。）
我的确没有很好的答案，而且我越来越倾向这个观点，确切回答这个问题的唯一方式是一个科学方式：我们只是需要构建庞大的调查，否则这些见解将永远停留在传闻层面。我也认为搜索“懒汉行动主义”在其他领域的踪迹可能会有用处。比如说，公众对“道德消费主义”的日益迷恋是不是很有可能削弱其他更有效（更政治）的抗议形式？鉴于一些“道德消费主义”的鼓吹者仍然坚持“购物比投票更重要”的观念，这可能也是问题所在。
来源：Evgeny Morozov，Tuesday, May 19，http://neteffect.foreignpolicy.com/posts/2009/05/19/the_brave_new_world_of_slacktivism
早年，想要改变世界的人会通过在公园、住宅、街道与广场上聚会，宣扬他们的观点。
组织则集合他们的资源，通过传单、广告、特稿专页、社交聚会及类似的方式让更多的人知道这些事件。
而今天，当想要讨论一项议题，可以只是简单的成为一个Facebook页面的粉丝。
今年，描述这一趋势的一个新的词汇，一个不是特别招人喜欢的词汇，在网络上蔓延开来：即“懒汉行动主义”（Slacktivism）。
Open Society Institute的研究员 Evgeny Morozov先生， 是该概念的早期推动者（批评家）：
“懒汉行动主义”是一个自我感觉良好的线上行动，实际没有任何政治或社会影响力，它给了那些参加“懒汉”行动的人一种错觉，即无需别的，只要加入一个Facebook小组就能为世界带来意味深长的影响。
没有技术的支持，懒汉行动主义就无法成型。在这点上，它与VolunteerMatch有很多异曲同工之处。
而这不是全部：如果你要发表一个懒汉行动主义的使命声明，可能与VolunteerMatch的使命很相似：“去帮助把好人与好的公益话题联合起来”
而正是这一点，比较就可以终止了。
VolunteerMatch不同于懒汉行动主义服务，是因为我们利用技术帮助非营利组织与志愿者建立长久的关系，而该关系是基于在现实世界中所付出的时间与精力（通常也包括技能）等。
不管VolunteerMatch的志愿者们扮演的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服务角色，如在施舍处工作或进行阅读，还是像提供网页设计或者在家中提供写作帮助等等“实实在在”的机会，比起点击率或浏览量，前者的付出都是辛勤耕耘的结果。
少点探讨， 多点行动。VolunteerMatch：反对懒汉行动主义者的行动方
来源：Robert Rosenthal, August 13, 2009, http://blogs.volunteermatch.org/engagingvolunteers/2009/08/13/fighting-slacktivism/
